人们惊叹于其作为国际化大都市的开放包容，赞美其作为世界级贸易和金融中心的繁荣昌盛，仰慕其作为亚洲娱乐产业枢纽的时尚瑰丽。

回归之后，在伟大祖国的坚定有力领导下，香港继续保持着繁荣和稳定，书写着“一国两制”的华丽篇章，和祖国其他地方一样，享受着改革开放的伟大时代红利。

“殖民文化”和一些特殊的历史和时代背景因素相互作用，造成了一些香港民众陷入了深刻的“斯芬克斯之谜”，即“身份的迷失”——“中国人”、“香港人”、“中国的香港人”，究竟哪一个才是这片土地上居民应该有的身份认同？

所谓的“斯芬克斯之谜”，源于古希腊神话。在希腊神话传说中，庇比斯城的居民得罪了天后赫拉。

震怒之下的赫拉为了惩罚庇比斯城的居民，就派了一个名叫斯芬克斯的人面狮身女妖（就是大名鼎鼎的古埃及“狮身人面像”的原型），每日坐在庇比斯城外的悬崖峭崖上。

每一个路过此地的庇比斯城居民，都会被问到一个问题：“什么东西在早晨用四只脚走路，中午两只脚走路，晚间三只脚走路？”赫拉还为此定下了规矩：答对者才可以活命，答错了就要成为女妖的美餐。

此话一出，斯芬克斯恼羞成怒之后跳崖而死。事实上，俄狄浦斯对斯芬克斯之谜的解答还有一个更深层次的意义：一旦人们能够正确认识自身，理解生命的历程和意义，任何“魔法”和“妖怪”都将失去魔力。

再进一步解读，德尔菲神庙前石碑上镌刻着的“认识你自己”的箴言，依然是横亘在当代人类面前的“千古之谜”——我们可以借助现代科技九天揽月，五洋捉鳖，探析微观，概览宏观，却未必能够深刻认识自身。

无论个人还是群体，身份认同危机都始于优势地位的丧失，优势地位的丧失容易引发群体深刻的危机感和不安全感，进而产生强烈而盲目的偏见。

尽管优胜劣汰，不进则退是自然规律，但那些有身份危机感的人在却总是将自己的不幸，归咎于他人的“掠夺”——他们将世界分为“群体内”和“群体外”，而“群体外”的人就是身份层面的“敌人”。

香港自古属于中国，在族群和种族意义上，绝大多数香港居民都是汉族人；从社会文化意义上，多数香港居民也都属于地地道道的“华族”。英国殖民者侵占香港之后，也认识到了香港地区与中国内地根脉相连，文化相通的事实。

因此，英国人在香港地区的统治，主要以商业贸易为主，利用香港优势地位攫取物质财富，并未在香港地区大规模推行“同化教育”。

因此，在那段漫长的被殖民历史中，香港地区人民也并没有明显意识到自己与内地同胞的不同之处，没有明显的“身份危机”。然而这一些都随着新中国的成立而改变。

我党领导建立的新中国，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思想，传统的儒家文化不再是我们主要的文化认同。

由此，“中国人”这个有着悠久历史的身份文化概念，发生了一定程度的断裂：第一类是占国民人口大多数的，信奉马克思主义且继承了中国历史中革命传统的“新中国人”；

另一类就是以中国历史文化中儒家正统思想为主要政治认同的“传统中国人”。

尤其是国民党反动派势力败退台湾之后，蒋介石当局更是不遗余力地借助中国传统文化的“正统地位”，来与大陆新中国进行文化抗衡，进一步加深了“两类中国人”的身份撕裂危机。

事实上，“两岸三地”对香港人的身份认同是存在差异的，这从对香港人的称呼上可以明显看出来：祖国内地通常称之为“香港同胞”，意在强调我们同根同源。

台湾当局在1997年之前称之为“香港侨胞”，彰显的文化身份的一致性。

而香港地区的中国人则给自己去了一个兼顾法律和文化的称谓：“英属香港华人”，简称“香港华人”，以显示自己在文化身份和法律身份上与“新中国人”的差异。

在收回香港的过程中，我们出于现实的考虑，并未采取革命的手段，没有砸碎旧的国家机器”，也没有触动香港的政治意识形态。

因此，在“爱国者治港”理念的影响下，新的国家认同、政治认同、文化认同，与香港地区存在已久的“传统中国人”的身份和文化认同之间就容易发生冲突。

现阶段，以自身身份认同为划分依据，可以大致将香港人区分为“旧香港人”和“新香港人”。

“旧香港人”带着根深蒂固的殖民主义文化的“傲慢与偏见”，他们只会从西方的视角出发，来定位香港的发展方向和身份认同。

2020年6月，香港民意调查研究所（PORI）在全香港范围内开展了一次关于身份认同的民意调查。调查结果显示，有12.6%的受访者认可自己是“中国人”，相较于2008年40%几乎直线下降。

与此同时，有75.4％的受访民众认为自己是“香港人+中国的香港人”，相较于2008年的47.3％相比有了明显增长。

事实胜于雄辩的数据说明，尽管已经回归了20余年，但一些香港民众在自身身份认同的问题上，依然存在一些模糊不清之处。

在传统的帝国时代，中国人的国家和民族认同主要是基于历史文化的认同，炎黄子孙、华夏儿女的称谓，皆是由此而来。

晚清国门打开之后，中国人传统的家国认同开始受到冲击，中国的国家观开始从传统“文明国家”向现代“民族国家”的转型。一方面，中国的知识分子从传统的历史文化出发，继续强化“中华民族”或“中国人”的概念。

香港自近代以来经历了百年的英国殖民统治（必须指明的是，香港绝不是西方所谓的“殖民地”）。回归祖国怀抱之后，在文化认同、政治认同、身份认同等方面，香港展现出其特别复杂的一面。

首先，这其实与香港的经济文化地位的变迁有着直接的关系。无论是香港人还是内地人，人们都是围绕着“‘我们’相对于‘他们’”的理念，也确定自己的身份认同。

具体来讲，经济和文化的差距和差异，是塑造和改变身份认同的最重要影响因素。很长一段时间里，香港地区相比于祖国内地，在经济领域有这许多明显的优势条件，内地居民也通常是以“仰视”的心态来谈论香港。

如此一来，香港地区在经济方面的“比较优势”已经大为减少。现如今，尽管香港依然是国际化的一线大城市，但在上海和深圳等内地城市高速发展光辉的映衬之下，香港的发展有点黯然失色。

在这种情况下，由于经济经济下行压力的陡增和内地移民的不断涌入，香港“土著居民”的危机意识油然而生。

再加上内地移民和香港“土著居民”在生活习俗、文化传统方面的差异，一些香港“土著居民”对“文化外来者”的不信任感日渐增强，其传统身份认知也在承受着巨大的压力。

久而久之，一些本土居民就逐渐萌生出了一种狭隘、偏激，甚至带有排外性、进攻性的身份认知——“那些外来的内地人‘他们’，造成了本地人‘我们’的生存危机”。

于是乎，本来就应该是和谐一致、互为补充的“香港人”和“中国人”的身份认同，在这种狭隘的地方主义影响之下，变得相互排斥和撕裂。

而且香港现行选举制度存在的一些漏洞，也是诱发香港地区身份认同危机的重要因素。按照国际法惯例，所谓公民指的就是拥有一国国籍，并根据该国法律规定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的人。

现行制度下，香港地区居民的法律身份，大致可以区分为四类：中国籍香港永久性居民；中国籍香港居民；外国籍香港永久性居民；以及外国籍香港居民。

当年在中英双方会谈时，中国政府从早日收回香港的大局出发，在香港居民身份问题上采取了灵活做法。比如，一些香港人即便移居国外更改国籍，依然可以保留永久性居民的身份。

根据香港地区选举法律规定，只有香港永久性居民才拥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（担任香港行政长官、政府主要官员、立法会主席、终审法院和高等法院首席法官等重要职务者，必须以中国公民资格为条件）。

这也就是说，在现有体制下，一些来自美、英、澳、加等西方国家的公民，交税给外国政府，但凭借着“香港永久性居民”的身份，拥有香港地区的投票权，影响香港政治。这种不合理的现象也是导致身份认同危机的诱因。

除了经济、文化、制度方面的原因之外，毋庸讳言的是，一些殖民主义的流毒依然在香港长期存在，导致一些香港民众在身份认同方面存在“斯芬克斯之谜”。

直到今天，我们国家在香港地区推行“一国两制”的决心从未改变。但“两制”的核心和前提基础在于“一国”，脱离“一国”谈“两制”是没有任何意义的。

现在香港出现的“身份认同”困境，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外部势力，利用香港残存的殖民文化，蓄意离间破坏的恶果。

对于民族和国家的明确身份认同，是现代国家公民的最基本政治素养。作为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，香港地区的居民理所应该对“中国人”和“中华民族”拥有强烈的认同。对于这一问题的解决，未来的香港至少有三点需要加以改变。

最后，最为关键的一步就是，需要国家绵绵用力、久久为功，逐渐剥离革除祸害香港的原有“殖民文化”。而在香港地区“去殖民化”的首要任务，就是正本清源，破除身份层面的“斯芬克斯之谜”，培育正确的国中华民族家身份认同。

香港回归已经二十余年，斗转星移之间，国内外形势早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。

面对香港地区当面面临的身份认同困局，在法律层面重新将“中国公民”的地位写进香港法例，明确“中国公民”在港的权利及义务，名正言顺地赋予其选举权利，以取代“香港永久性居民”，已然迫在眉睫，也同时是去殖过程的重要一步。

四、结束语

1997年香港回归之后，第一任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董建华就曾强调过：“香港好，国家好。国家好，香港更好”。

其意在强调，作为中国的一部分，香港与内地是一种互惠互利的关系。十余年后，董建华先生再度强调：“香港和国家从来都是血脉相连、休戚与共的‘命运共同体’。”

考察“一国两制”的历史不难发现，自建国以来中央政府一直都是以“祖国大家庭”的博大胸怀，来处理和看待香港问题的。香港的发展离不开祖国的关怀与支持，香港自身也为祖国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。

因此，任何想要把香港从中国分离出去，把香港同胞从中华民族大家庭中隔离来开的恶劣行径，利用“两制”蓄意破坏中国内地的社会主义制度的恶劣行径，都会遭到全体中国人民的一致反对。

[1]王巧珑、金晖主编、郭长建、静瑞彬：《香港问题的由来及解决：香港问题丛书合订本》，北京：五洲出版社，1997年版。

[2]白净等：《中国内地与香港媒体诽谤问题比较研究》（传媒法研究丛书），北京：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, 2012年版。

[3]王加林、陈建平：《时间指示语与身份话语建构——基于回归前后香港施政报告的研究》，载于《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》，2020年，第4期。

[4]张小帅：《论全国性法律在香港特区的实施——基于对《香港基本法》第十八条的分析》，载于《港澳研究》，2015年，第3期。

[5]兰奎、林伯海：《“一国两制”：运用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光辉典范——基于邓小平关于香港问题系列论述文本分析》，载于《邓小平研究》，2020年，第1期。